是怎樣的認知差距，讓王炳忠共諜案在法官眼裡「沒有明顯而 ... | 全台葬儀社評價

2021年5月11日—究竟對客觀環境的主觀認知差距要有多大，才可以得出如此南轅北轍的結論？標籤:王炳忠,林明正,侯漢廷,共諜案,星火T計畫,一審,國安法.

文：陳信仲

四月底，就在《經濟學人》宣告台灣是「最危險的地方」的兩天前，王炳忠、侯漢廷等人被宣判無罪。但台灣九死一生、戰雲密佈的社會環境，在外國媒體眼中看來的「危險」，在一審法官的眼底，王炳忠等人為中共發展組織的嫌疑，卻是「沒有明顯而立即危險」的行為。究竟對客觀環境的主觀認知差距要有多大，才可以得出如此南轅北轍的結論？

誠然，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攻武嚇、日復一日的軍機繞台、國台辦的恫嚇、習近平的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」，絲毫沒有對防疫得當的台灣社會帶來多大的干擾。但對國際政治有基本認識的人都知道，這是因為外在結構仍然撐住台灣的安穩日常，如果仗勢太久、失去警戒，客觀形勢改變以後，民主台灣是否保有一朝一夕的安穩，實屬未定之天。

因此防微杜漸，或者說如此危險境地當中，國安意識理應是上至行政當局、下至販夫走卒都必須具備的「通念」。然而這樣的「通念」果真不適用於「超然獨立」的法官身上嗎？

或許，共諜案第一審竟然得到無罪的結果，相關專業人士會歸諸於刑法本身的審慎性質，證據若不能充分證明因果關係則傾向無罪推定；但法官對涉嫌共諜案的當事人，在其言論與行為上明顯親中的傾向、頻繁在中共宣傳節目上發聲一事，竟逕自認定為沒有明顯而立即的危險，《國安法》的適用違反比例原則。

試問要到怎樣危險的境地，才可以「適當」地適用國安相關的法律？親中領導人簽下和平協議的那一刻？抑或是解放軍策動內應、搶灘成功之時？

作為曾經的法律系學生，不得不想起的是幾個可能的原因，導致這樣明顯與社會觀感扞格不入的判決。

其一，是來自於黨國威權時期，基於人權侵害的經歷，導致對國安相關法律在適用上的忌憚。戒嚴時期，國民黨借用國安藉口...